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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博士‧文協支柱--王受祿
Doctor of Medical Science, Support of Literature -- Shou-Lu Wang

文/陳正雄  圖/韓良俊提供

王受祿,1893年(清治時期光緒19年)1月17日出生於台南府城,父親王鍾山為府城宿儒,曾受日本政府聘為台南第一公學校(今台南大學附設實驗國小)漢文教師。1907年畢業於台南第一公學校,考取台灣總督府醫學校(今台灣大學醫學院)。1912年,年僅20歲的王受祿,以第1名的成績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,為該校第11屆畢業生。畢業之後返回故鄉,任職於台南醫院,擔任「醫官補」一職,與同樣是台南同鄉,後來也出身於總督府醫學校的學弟黃金火(第16屆)、韓石泉(第17屆)成為前後期同事,以後3人更成為「台灣文化協會」的重要成員。

1917年,王受祿辭去台南醫院的工作,自行開業,與總督府醫學校的學弟,也是蔣渭水的同學黃國棟(第14屆)合作,共同於台南市白金町(今忠義路)經營「回生醫院」,王受祿主持外科,黃國棟負責內科,由於醫術精湛、風評良好,求診者甚眾。

1921年10月7日,以「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」為名,行「民族運動」之實的「台灣文化協會」,正式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學校(今台北市靜修女中)成立。王受祿亦隨即加入協會,與當時台南的幾位名醫,如韓石泉、黃金火、吳海水等人,皆為文協的中堅幹部。

被稱為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南的「鐵三角」關鍵人物:右起為蔡培火、王受祿(台灣第一位留德醫學博士)和韓石泉。1930年3月9日,三人商議要設立「新生堂財團」(類似今之基金會),以進行公益性社會服務,此一照片攝於其時。(韓良俊提供)  

(被稱為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南的「鐵三角」關鍵人物:右起為蔡培火、王受祿(台灣第一位留德醫學博士)和韓石泉。1930年3月9日,三人商議要設立「新生堂財團」(類似今之基金會),以進行公益性社會服務,此一照片攝於其時。(韓良俊提供))

台灣第1個德國醫學博士
1924年3月,王受祿來到德國佛萊堡市布萊高鎮魯茲大學研究。他用1年的時間,提出「外科臨床解剖判斷肺結核診治方法」論文,由該校校長伊敏斯、系主任尼格拉特,以「依據其優秀畢業考試成績與所提出論文合格」,於隔年2月授予魯茲大學醫學博士學位。以33歲之英年成為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杜聰明之後,台灣人第2位的醫學博士,也是台灣人第1個德國醫學博士。

1925年8月,返台之後隨即以留德博士的身分,受聘到「台灣文化協會」第二次夏季學校演講,講題為「外國事情」,受到熱烈歡迎。夏季學校是文化協會於1923年在台南召開第3次大會時,決議創立的,校址設於霧峰林家萊園。因為當時日本政府對台實施殖民教育政策,又不准台灣人自創學校,所以夏季學校可說是一種象徵性的民族教育。夏季學校先後舉辦3次後來因為文協的分裂而停辦,講師陣容堅強,皆為一時之選,除了王受祿外,還有連雅堂(台灣通史)、林茂生(哲學、西洋文明史)、陳炘(經濟)、陳逢源(經濟思想史)、蔡式穀(憲法大意)、蔡培火(科學概論)、林幼春(中國古代文明史、中國學術概論)……等。

第1個現代化的政黨
1927年1月,「台灣文化協會」因為內部思想的對立,終於發生了分裂的事件,林獻堂、蔣渭水、蔡培火、王受祿、韓石泉與吳海水等舊幹部相繼退出文協。同年7月,蔣渭水等人另組「台灣民眾黨」,並於台中市新富町聚英樓酒家舉行成立大會,這是台灣人正式創立的第1個現代化的政黨,王受祿也義不容辭的立刻參加入黨,不但膺選為14位中央常務委員之一,而且還襄助蔣渭水主持黨的財政部事務。同年8月,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正式宣告成立,由王受祿擔任主幹,韓石泉、曾又彰、盧丙丁、梁加升出任常務委員。台南支部不但是全台各支部成立最早的,而且也是黨員人數最多的一個支部。

1927年年底,「台灣議會政談講演會」在台南市舉行,主要在向民眾說明,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目的,在於鼓吹爭取台灣人的參政權,公開發表演說,人員與講題包括:王受祿的《差別撤廢與台灣議會》、韓石泉的《治台政策與台灣議會》、蔡培火的《日本將來與台灣議會》、盧丙丁的《無視民意的總督政治與台灣議會》。此外,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第9次請願,南部地區的籌備工作,亦在王受祿家中舉行,他與蔡式穀、蔡培火,被推選為請願委員,但是隔年赴日前夕,因家務纏身,無法成行。

1928年7月15日,台灣民眾黨假台南市西門町南座劇場(今西門圓環西北角),舉行第二次黨員大會,由台南支部負責承辦此次議程,王受祿和韓石泉分別擔任正副議長主持會議,順利完成任務,並且公開發表大會宣言。雖然,後來宣言的內容對於日本殖民當局而言,甚感挑釁威脅,於是被總督府以「內容不妥、混淆視聽」的理由,強令禁止散布。但是,面對殖民政府的強力壓制,眾人仍然不屈不撓,決定奮鬥到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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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王受祿曾任新樓醫院醫療團首任主席)

發揮大勇精神
1928年11月,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在蔡培火的主持下,決定第10次請願,王受祿仍被推選為本期請願委員的南部代表,中部為呂靈石,北部則為王鐘麟。1929年2月3日,王受祿在台南接受台灣民眾黨員的餞行,次日與王鐘麟、呂靈石共同出席中部歡送會,林獻堂到場致詞,並以「我們目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,必須覺悟到子子孫孫繼續運動到底……所以我們非以不屈不撓的精神,為喚起一般國民輿論來努力不可。」一話相勉。王受祿在致答時亦提及:「我們台灣人係有數千年歷史的漢民族,且有輝煌的文化,所以我們雖然為一時性壓迫而居屈辱地位,但這終不是我們所甘受的,台灣民族比較大和民族不但毫無遜色,徵之歷史事實,固是優秀的民族。……我們絕對不為壓迫屈服,壓迫愈強,我們的抵抗愈烈,唯有達成最後的目的而已。我們更應當覺悟,發揮大勇精神,貫徹我們的目的而奮鬥。」

1929年1月18日,王受祿等人將林獻堂等1932人簽署的請願書,由貴族院議員渡邊暢以及眾議院議員神田正雄介紹,將請願案提出於日本帝國議會貴眾兩院。台灣議會設置的議案,在帝國議會的委員會激起極大的議論,雖然民政黨和其它的在野黨表示支持,但在執政黨和日本政府堅決反對下,最後仍然以「審議未了」被存查。

1929年,王受祿的長子遽逝,精神深受打擊。1930年3月,他接受台灣聖教會高進元牧師的領洗,開始信仰基督,並且於隔年2月,在台南市公會堂(今吳園藝文中心),舉行「信仰告白式」集會,以「我的信仰體驗談」為題,做見證演說,報告他信奉基督的心路歷程。從此,王受祿表示決定不再從事營業性的執業,誓言:「但將其殘生與醫術,貢獻於社會,以榮光所信之上帝。」不幸的巧合,同為台南名醫,也是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同志的韓石泉,也在不久之後痛失長子。韓石泉除了要求王受祿允許他將愛子埋葬於王受祿的亡兒墓旁,讓兩者能夠相互為伴之外,也因而成了一位虔誠的教徒,並且感佩好友的抉擇,願意奉獻一己之力,共襄盛舉。

無私的奉獻
王受祿與韓石泉衡量自己的積蓄,認為光靠兩人的財力,無法完成此一社會服務事業,於是尋求蔡培火商議,請其代為籌措資金,蔡培火認為這是公益行為,馬上答應助其一臂之力。 蔡培火請林獻堂協助,他先向林獻堂報告此事的緣由經過,表示這是奉行基督博愛精神的義舉。林獻堂雖然不是基督教徒,聽聞之下,仍是大為興奮、深受感動,承諾願意在部分財力上設法協助,促成此事。

1930年3月,王受祿、韓石泉與蔡培火,3位篤信基督的教徒,也是社會運動的同志,決定創立「新生堂財團」(今之財團法人或基金會),以「實現救主耶穌之鴻愛,光耀上主天父之聖名為目的」,從事公益事業。約章中明文規定財團的事業為:甲.經營醫院、乙.宣傳聖教、丙.普及教育、丁.援助政治及社會運動;純益金之用途為:十分之四充為宣教費、十分之二充為醫院擴張費、十分之二充為社會教育費、十分之二充為政治及社會運動之援助。

可惜的是,後來林獻堂因為資金的調度困難,無法履行當初的承諾,加上蔡培火對外募款,成效不佳。而且王受祿與韓石泉兩人的立場也有所改變,王受祿的傳教之心日益增強,對新生堂的計畫較為放鬆;韓石泉則對於醫學研究更有興趣,希望留學日本繼續深造。因此,在1931年9月,決定取消成立新生堂財團的設立。

二次大戰後,王受祿更加潛心宗教生活,逐漸淡出政治活動,曾任台南市醫師公會理監事,新樓醫院醫療團首任主席。1977年9月9日,因病過世,享年85歲。
王受祿身為一個留德博士、府城名醫,早年之時不求名利,積極投入文化社會運動,盡心盡力、無私無我;中年以後急流勇退,虔誠獻身信仰耶穌基督,堅定傳道、宣揚福音,他的人格與風範,令人尊敬和懷念。

(作者 / 台語詩人)

參考引用資料:1.《台灣近代名人誌》張炎憲等 自立晚報社
2.《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》莊永明 遠流出版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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